长征(红军战略转移行动)

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地区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因博古、李德等人指挥失误，红军苦战一年未能取胜。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启长征征程。长征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中国工农红军英勇奋战，其间途经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黄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至会宁县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会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中国共产主义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

历史背景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展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共产党党员奥托·布劳恩）指挥失误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先采取冒险进攻战略，后转为保守防御，导致战事接连失利，苏区版图持续萎缩。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中遭受重创，局势危急。为缓解中央革命根据地压力，7月中革军委分令红7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西征至湘中开展游击战，试图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力，但未能奏效。10月初，国民党军攻占兴国县、宁都县、石城县一线，红军回旋空间尽失，在苏区内粉碎“围剿”已无可能，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启长征。

历史沿革

准备阶段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会合。中国工农红军第24师及各军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伪装主力部队，迷惑、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掩护主力红军集结与移动。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渡过于都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失利阶段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省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北出秦岭，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京汉铁路（北京一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突破中国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经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南（今洛南县）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西、卢氏、雒南、镇安县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934年11月7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3道封锁线后，由湖南省南部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专事“追剿。据此，中革军委于25日决定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从全州县、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中国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发现中国工农红军从全灌兴三角地带西进企图后，桂军主力11月26日开始从恭城瑶族自治县向北调动，湘军11月27日进入全州城。11月27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抢占了全州以南、界首市以北的所有湘江渡口。11月28日凌晨，桂军在新圩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发起进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为了守住湘江渡口和通往湘江的通道，红军阻击部队在新圩、脚山铺和光华铺三大要地顽强坚守，顶住了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的敌人的猛攻，以壮烈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保卫了党中央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取得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全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胜利。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市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路上。

1934年12月12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通道会议，在恭城书院一间讲堂召开。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属黔西市地区的黎平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日18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署《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部署红军各部队最近时期的行动。“野战军大致于23日可前出到剑河县、台拱（今台江县）、革东地域”，并要求红2、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黎平出发，经过南加堡、革东、施秉县，于31日进至乌江南岸地区。

转折阶段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市。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因张闻天一再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进占遵义市之后，蒋介石大为恼怒，急调四川、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军阀部队，加上中央军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紧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铁路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泸州市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935年1月19日起，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县、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市方向前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3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市向东的有利发展。接着，红军即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17个师（旅）编成4个纵队，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县以西地区。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重占遵义市的主张。2月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向桐梓县地区急进。此举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1纵队2个师由黔西市、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中国工农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1935年3月16日晚至17日中午，中央红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县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了赤水以西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调整部署，企图对红军再次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正当敌军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夜至22日15时，分别从古蔺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溪口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速南下，进到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1935年4月，中央红军第二次挺进云南省，连续在富源县、沾益、宣威市、马龙、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等地的作战中取得胜利，直逼昆明市，向金沙江边挺进。蒋介石连日调兵遣将，妄图依恃金沙江“天险”，把中国工农红军全部歼灭在云南境内。此时的红军，顺利渡江则生，受阻天险则亡。1935年4月28日，中革军委首次作出抢渡金沙江的部署，当晚，军委在29日部队行动的电文中指示：“令林、聂率先头师带工兵，以赶到金沙江边架桥”。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鲁口哨以“万万火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致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要求利用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镇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功地区会师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县、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省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此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苏区的困难和国民党军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意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开始向西转移。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渡过河去。因此，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进；第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尔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l军团第2师第4团，于29日晨攻占泸定桥的西桥头。当日16时第4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2连22名战士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击溃川军1个团大部的防守，攻占了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

1935年7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配合红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市以南的丰峪口出发，经鄠邑区（今户县）、整屋（今周至县）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至1935年7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镇、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苏区。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省，攻占两当县县城。遂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县，威逼静宁县，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县，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之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市安口镇北进，9月16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街道。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

1935年10月20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刘，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县、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县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市、荣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势，配合主力行动”。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向宝兴县、天全、芦山发起攻击。10月29日陕甘支队经保安进至甘泉县以西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杨尚昆）。红一方面军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原工一、三军团合编、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和红十五军团（该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1935年11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攻占宝兴县。10日，攻占天全县，包围芦山。12日，芦山守敌弃城逃跑，中国工农红军占领芦由县城。至此，红四方面军占领了那妹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12日，张国焘电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夸大南下所取得的战水上的胜利，说“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云云。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抗日反蒋是全国民众救国回存的唯一出路。”宣言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个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同陕甘红军会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中心。

1935年11月19日张国焘企图与刘湘主力在邛蛛、大邑县一带决战，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市推进。16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19日，刘湘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突出阵地猛烈反攻。此役，是张国焘率军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转折点，也是他南下方针失败的开始。11月20日至24日国民党第五十七国董英斌部四个师和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一个师，分别由合水和富县东西对进，妄图围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于葫芦河、南洛河西北。20日，敌军主力先头第一零九师刘元峰部被红军诱至富县直罗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即分别进入直罗镇以北和以南阵地，将该敌包围。21日拂晓，中国工农红军对该敌发起总攻，战至下午二时，歼其大部。随后，红军主力转入打援。23日，又歼敌一零六师沈克部一个团子黑水寺。24日，直罗镇残敌也在突围中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是役共俘敌五干三百余人，缴枪三干五百余支、迫使董英斌率部退回庆阳市，王以哲部一一七师退出富县。至此，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安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后，外有敌军“围剿”，内有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造成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亲自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粉碎敌军“围剿”的同时，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被冤屈、被错捕的同志，从而团结巩固了内部，挽救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是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提出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小资产阶级的“极端左翼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逼汉源县，蒋介石令薛岳“兜剿”；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作报告；张国焘以伪“党团中央”名义发电。1935年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革命旧址举行会议，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通过相关决议，毛泽东作报告；中共中央秘书处电告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会议决议。

193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林育英、张闻天电告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书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全体将士；张国焘复电表示原则同意决议但提出其他意见。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李克农与东北军将领达成口头协定。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红四方面军到达部分地区且减员；张国焘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电令红二、六军团西行，红二、六军团决定北渡金沙江。1936年4月：张国焘继续吹嘘南下，攻击中央路线；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阻击滇军；刘志丹牺牲；红二、六军团越过雪山到达中甸。1936年5月：中共中央命令东征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地区，东征战役取得一定成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西征命令；张国焘被迫承认停留川康不利，提出新方针。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北上；中央军委询问北上情况并告知时局；中共中央迁至保安并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7月1日红二、六军团领导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会见朱德、张国焘等。

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初与红2、6军团在四川省甘孜会合后，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

红2、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到达川区西北的甘孜县，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与红32军编成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大会师阶段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县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藏族自治州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台，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国家森林公园，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泪源、通渭县、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_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市以西之永靖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3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两当县、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县以北的将台堡地区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同意渡河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发。红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与长期盘踞在甘青的中国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展开激战，先后在景泰、古浪县、武威市、永昌县、山丹县等地历经大小战斗（役）70余次，虽大量歼敌，但自身也锐减至15000人。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国民党军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基本路线

瑞金（1934年10月）→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长征金沙江之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懋功会师→两河口会议→翻越松潘草地→激战腊子口国家森林公园→吴起镇会师→会宁会师（1936年10月22日）

长征的由来

“长征”作为一个革命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毛泽东的笔下。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第一次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定义为“长征”。

提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概念是何时提出的，却鲜为人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西进”等。同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7军团北上和红6军团西征称为“长征”，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长征”概念。

1935年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5月，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国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

1935年 10月，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写了《七律·长征》，用诗化的语言概述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赞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此同时，由陆定一和贾拓夫根据参加长征的经历合编整理的《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后被简称为《长征歌》），也开始在红军中流行起来，歌词逐月记述了中央红军从1934年 10月到 1935年 10月的征途情形，其中即有“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地区，南北红军大会合”的词句。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街道，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即指出：红一方面军长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同陕甘两省原有的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会合”。

为了扩大红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以及募捐抗日经费的需要，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向各部队发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 9月 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此外，还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由于征稿时间在1936年8月，截稿时间在 9月，而此时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还在艰苦的转战途中，因此交稿的只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指战员。1937年2月，书稿编辑整理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就引用了其中的不少材料。随着长征故事的广泛传播，“长征”开始广为世人所知，“长征”一词被广泛使用开来。

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逐渐成为1934年至1936年间战略转移的专门用语。

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转兵西进贵州省，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在通道县城以北的武冈市、绥宁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会同、芷江侗族自治县、黔阳一带布下的“大口袋”。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连克锦屏县、黄平县、余庆县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瓮安草塘）。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市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转兵贵州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取得了主动权。

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秘乌江挺进。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先后在乌江回龙场渡口和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至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占领遵义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省、云南省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未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中国工农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领导人在白沙场召开会议，史称“白沙会议”，对“二渡赤水”作了具体安排。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播州区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金沙县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抵达泸定县城。张闻天在泸定县附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洞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

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藏族自治州前进。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党中央在甘肃省境内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确定了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以陕甘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国革命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吴起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何克全）、彭德怀、贾拓夫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和铁边城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评价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毛泽东评）

“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邓小平说）

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中国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红军长征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中，我们党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近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习近平参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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